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教育与文化资本的作用

（1）人力资本递增收益理论。知识和文化对农村青年有何意义? 为什么教育也是生产力呢? 经济学家卢卡斯根据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1】，运用罗默推导的知识积累不受边际效益递减的约束、具有“连续增进”特性的处理方式，提出了一种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式。

舒尔茨认为，教育不是一种消费活动，它是政府和私人有意识的生产性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2】，它蕴藏在人体内，将来会作贡献；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人的时间的经济价值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经济刺激反应的新型人力资本构成所带来的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成就，“无疑即是这种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

曼昆认为，“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的积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类型是教育”【3】，与所有资本形式一样，教育代表着为了提高未来生产率而在某一时点的资源支出。

罗尔斯说，政府的社会政策应当在创造相对平等的社会环境上发挥作用，使得“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4】，而公正配置教育资源，是提高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竞争能力的关键，也是矫正各种社会不平等的基础条件和重要的制度安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缪尔森说，“能打破今天的不良教育、高失业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我们将提高穷人的技能和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效率”。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可以产生两种递增收益的效应：

一是外生效应，即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能够使社会总规模收益递增；二是内生效应，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能够使劳动力本人的生产技能和收入水平递增。

卢卡斯特别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具有核心作用，这些效应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有贡献。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具有更强的递增收益，也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5】。

在市场经济中，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一个人的能力越强，劳动效率越高，他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因此，个人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他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人力资本存量主要用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这就是所谓“马太效应”。

根据1981-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初等、中等、高等、研究生4种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人数的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回归方程，测算出不同程度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1 所示：

根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产出弹性数据分析，可以得出：

第一，1981-2000 年，我国的劳动力过剩，边际生产力偏低，对生产的发展的贡献较小。

第二，初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产出弹性最小，说明低文化程度劳动力过剩。由于劳动者教育程度低，无法在工业化社会从事生产劳动，作为纯消费者或半消费者，必将降低国民产出的贡献率，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负值。

第三，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差距较大，如政府重点发展中等教育，把每万个初等教育程度劳动者提高到中等教育水平，则可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第四，研究生教育比高等教育的贡献率高8.5%，高等教育比中等教育的贡献率高15.15%，中等教育比初等教育的贡献率高7.52%，说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水平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打破贫穷循环的方案是对人力的投资【6】，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

（2）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社会学认为，社会分层在某种意义上和劳动力的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或者说劳动力的受教育层次在一定程度决定了其社会分层【7】。正如萨拜因所说，“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社交关系、悠闲的生活等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和财富连在一起，对于要求发挥政治影响来说，这些因素是不可忽略的”【8】。布迪厄不否认社会分层，但拒绝给各社会阶级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诸社会阶级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社会空间，即诸多差异的空间，诸阶级以某种可能态的方式存在于其中，他们并非某种给定之物，而是有待变成的事物”【9】，意思是，每个人的阶级地位将随着知识和能力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正是在这种想象的社会空间里展开的，并且与知识和文化资本有巨大关联。他将社会空间主要划分为三个区域：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主要包括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内的普罗阶级。其依据的是资本的数量及构成，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十分复杂但非常清楚的社会空间的地图。

布迪厄认为，高校教师、专业人士、企业家按照文化资本递减、经济资本递增的顺序构成了权力精英的最上层，次上层的职业是艺术家、中学教师、公共部门行政人员和规模稍小一点的企业主；至于比较底层的，则是技术工人、未受过培训的蓝领工人以及农民等。因此，布迪厄根据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描绘的“社会空间的地图”，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知识文化技能对主体地位和生存状态的影响。

2．教育在改变落后面貌实践中的成功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改变落后面貌，取得缓解反贫困的巨大成功。

日本非常重视振兴国民教育。“明治维新”期间，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项政策，同时，大量输入欧美科学技术和派遣留学生，努力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10】，结果仅用约50年的时间，便达到了与欧美国家相当的工业化程度。日本从1872 年起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1962年，日本文部省调查局在为纪念“日本学制颁布90周年”编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最近，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认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是从一种新经济理论引申来的。它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生产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增加物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各种重要因素，统称之为‘人的能力’，大力开发人的能力，是促进将来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人的能力’开发，则依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这种看法，就是我们试图从投资方面来解决今天教育问题的理论根据。”【11】这是日本官方关于加强教育的意见书，主要从投资的角度来研究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首先应归功于明治以来教育所储备的力量。不仅如此，政府还主张制定长期的综合教育规划，并从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培养生活在将来社会中的理想人的观点出发，来考虑教育在提升人力资本中的使命。

德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初，德国的工业差不多落后英国一个世纪。1806年，普法战争失败使德国遭受丧权失地的奇耻大辱。这时，以哲学家费希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都把改革和发展教育作为挽救国家、重振民族精神的唯一方法和希望。1810年，时任普鲁士教育部长的威廉·冯·洪堡在费希特等的协助下，创立了柏林大学，其主旨即“要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12】，国家准备“把它发展成德国科学与艺术中心，成为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力量与信心的不朽的纪念碑”。从19世纪20年代起，德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投入逐年增加，不久便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有关资料表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880年德国为1.6%，英、法两国为0.9%；1900年，德国为1.9%，英、法两国为1.3%；1930年，德国为4.1%，英国为2.8%。德国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投资率，使学龄儿童入学率，国民的读、写、算等能力，工人的技巧，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水平等都居于欧洲前列。前西德在二战的废墟上，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得到重建，取得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发展教育。雷沛鸿在总结德国的经济成就时说，“世界之中，有一民族，她极能始终信仰教育的效力，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因此之故，德国历代哲学家，随时随地，都以推究教育后生的理想为急务。到了现代，帝政崩溃，民治代兴，德意志民族思想正在急剧变动之际，全国人民对于教育的信仰更为普遍而又坚决”【13】。

在我国，基础教育投入少，而且严重不均衡。我国基础教育主要在农村，学龄人口占全国的绝大多数，但农村中小学基础建设历来不列入国家预算，改革前靠社队提留金投入，改革后则靠农民自己集资【14】。

20世纪80 年代后期，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是，“国家拨款管工资，教育附加管民师（民办教师），事业发展靠集资”。由于基础教育投资主要在城市，农村则靠农民集资，“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成了对城里人的“义务教育”。

目前，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我国科技进步缓慢、水平低、贡献小。

1985 年至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中，劳力投入系数为0.6571，即劳力投入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引起经济增长率提高0.6571个百分点。劳动力投入弹性系数大于资金投入弹性系数和技术投入弹性系数，说明我国经济仍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从经济报酬规模看，劳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明显。因此，我国追赶世界先进生产力的过程，相当程度是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过程。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集约型增长，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知识经济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流。谁拥有知识、技术，谁就拥有最重要的资本，谁就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技术资本是决定经济成就的关键【15】。

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青年发展的建议

1．确保基础教育

一方面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书本费减免力度，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住宿费、生活费补助费，使农村青少年人人都能上起学。另一方面要广泛提高农民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要在农村中普及高中教育，使更多的青年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

2．注重文化素质建设

培育农村青年创业文化，不仅要激发农村青年的创业激情，更要给他们发展的智慧和创业的思路，让他们懂得经营。

（1）引导农村青年的消费文化。目前大多数农村青年的消费范围还局限在物质消费，向发展消费的投入还有待引导。如果没有必要的投入，缺乏学习意识，农村青年素质的提高将是一个难题。因此要开发农村青年学习文化知识的需求性，引导农村青年主动学习。

（2）建设社区文化。以村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书报阅览室为依托，通过评选“学习标兵”、“学习农户”等活动，营造学习的浓厚氛围；通过开展乡村青年文化节、乡村青年歌手大赛、乡村青年才艺展示大赛等活动，挖掘地方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乡土文化，丰富和繁荣农村青年文化，促进农村先进文化建设。让农村青年从社区文化中受到教育，受到引导，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3）加强法制文化教育。法制文化应该贯穿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始终，维护农村青年权益、保护农村青年利益，新农村建设才能成为现实。作为政府，要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使命意识和为农村文化建设服务的意识。

采取板画、漫画、墙画等贴近农民、贴近生活的普法形式，开展以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制教育，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引导广大农民自觉守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3．增强就业创业能力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从教育入手，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劳务经济、开发农村青年人才资源为目标，以学习培训为基础，抓住转移就业关键，帮助和引导农村青年转变思想观念，提高综合素质，增强转移就业能力，增加转移就业收入，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培育新型农民青年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

（1）改革农村中学的办学模式，培养懂科技的新。一代农民。从目前的情况看，考入大学继续学习的还是少数，而回家务农、直接就业的是多数。这就要求农村中学教育要向素质教育转变，注重适用技术人才培养，让学生学到一至两门农村实用技术，便于学生直接就业。

（2）抓好农民培训，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和转岗就业能力。包括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示范推广科学技术，为广大农民提供技术、信息和咨询服务，同时注重发挥农村各类协会、合作社、经纪人等新型经济组织在传递信息、交流技术、培养技术骨干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农民学校、农民之家等载体，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绿色证书工程”、“产业扶贫培训”等工程，加大“守土”农民从事种植、养殖等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科学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的能力，增强守土致富本领。通过科技直通车、农业卫星网络、农科教空中课堂等形式，扩大农村青年培训覆盖面。加大“阳光工程”实施力度，扩大对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培训支持规模。支持企业和中介机构开展定向或订单培训，提高受训农民转移就业率。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机制，改善培训条件，提高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农村青年离土致富的能力。

（3）完善激励机制，大力开发农村青年人力资源。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法规制度来强化青年的行为，在尊重青年人格独立与个人尊严的基础上，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使其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树立工作信念，发挥自己的潜能，只有激发农村青年深层次的精神动力，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